武忠弼教授是享誉中外的著名学者。自年代初期起的20余年间，因种种机缘，使我与武老晚年生涯有交集。本文从个人亲历的见闻，追忆武老生前的往事片段。文内所附照片，多选自《病理学家武忠弼教授画传》。
某些涉及校史的内容，由于距今年代久远且并非本人亲历，特节录武老生前（年）所撰《百年沧桑母校情——亲历同济医学院校史鳞爪》（简称《自述》）一文中的相关资料，作为补充。
心系同济武老于年考入国立同济大学附中，年以第一名成绩被同济大学医学院录取，亲历了母校历史变迁的诸多重大事件（如抗战中西迁四川、抗战胜利后重归上海、解放后由沪迁汉、改革开放后重启与德国的传统联系、几经周折的校名更替、本世纪初高校合并等），堪称同济校史的“活化石”。武老与同济风雨同舟七十余载，其个人命运始终与母校紧密相连，故对母校具有超越一般人的深厚感情。
武老在同济任教逾60年，历任教务处副处长（-）、副院长（-４）。自80年代初起武老任校方的对外联系代表，9年10月退休直至其病逝，一直被聘医院（协和、同济）的外事顾问。武老为母校的发展鞠躬尽瘁，同济医学院百年校庆（年5月）之际，老人已因病住院，仍在病榻上打电话、发邀请、写邮件，协助学校邀请余位德国贵宾出席纪念庆典。
武老对母校爱之深，凡事关母校发展和建设，常在不同场合直抒己见，或向领导和职能部门提出各种建议，即使有时因此而遭冷遇或误解，亦不改初心，始终如一。大约是年，我们随团访问德国ESSEN大学，当地夏季白昼很长，晚饭后我陪同武老去旅店附近的Gruga公园散步。闲聊中谈及医学院建设的相关事宜，笔者“斗胆”进言，认为其提出的某些看法及建议未必完全符合实际，或并非尽合时宜。闻此言，武老当时沉思良久，未作正面回答。数月后在另一场合（已不记得话题的缘起），武老谈及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就义前所撰《我的自白——多余的话》中的一句引语（出自《诗经》）：“知我者，谓我心忧；不知我者，谓我何求。”当时我不由私下揣测，这可能正是武老屡发“逆耳之言”时的心境。
武老在其《自述》中曾作如下表白：“不时有人出于好心劝我罢手，但为母校发展，我毫无悔意。道理很简单，是母校把我从十几岁的孩子培养到今天这个状态，一个人万万不可忘本。我爱母校胜过一切，愿为母校发展贡献终生。我曾对当年的校长薛德麟表态：我愿为母校同济的发展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！这并非豪言壮语，而是出自内心的表述。”
德国情结作为老一辈同济人，武老对德国有特殊的感情。
武老曾于年赴原东德洪堡大学进修3个月，此外并无长期出国经历。但是，其德文口语及写作水平，在医学院教师中鲜有人出其右，令人佩服之至。武老记忆力超群，许多生僻的德文名词、地名、德国人姓名，都过目不忘，并熟知德国历史及现状。此等功底，是其得心应手地开展对德学术交流及民间外交的“本钱和底气”。
年裘、武二位教授率团访德，重启我校与德国的传统联系。其后我校陆续与十余所德国大学建立了校际合作，先后派遣数百名教师和临床医生赴德国进修和学习。以今天的眼光来看，这些似乎不属“丰功伟绩”。但是，在文革结束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，人们的思想仍受旧时清规戒律的束缚，开展对外交流不仅遭遇种种阻力，甚至还须承担某些风险。前辈们得风气之先，解放思想，不计个人得失，为促进我校国际交流、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而勇往直前。平心而论，武老堪称其中的杰出代表，功不可没！
武老倾心参与和推进中德合作凡30年。在对德交流的不同场合，武老谈笑风生、出口成章，德文典故和成语信手拈来，妙语连珠。许多德国友人评价，武老的德文水平不亚于受过高等教育的德国本土人。因此，武老广受德国医学界（甚至政界）的尊敬和推崇，有极高的知名度，可谓“无人不识君”。
鉴于武老为促进中德交流所做出的杰出贡献，5年他与裘老荣获德国政府颁发的德国大十字勋章（下左图），并于年荣获德国总统颁发的星级大十字勋章。武老是同时获此两项殊荣的唯一中国人。年5月，德国总理默克尔访华，武老应邀专程赴京，在德国驻华使馆获接见并合影（下右图）。此外，武老被包括海德堡大学在内的多所德国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头衔，并获多项奖励。
顺便提及一件往事。德国人比较刻板，传统上极为重视头衔和地位。年武老随团访德结束后，由法兰克福乘机回国。当时，全团人员的行李集中托运，同时顺序办理登机卡，轮到武老，发现其不慎将护照装入托运行李中，此时已由转送带运走。经再三协商，机场工作人员重新找回行李，当面开箱取出护照，同时发现了行李箱中的星级大十字勋章和证书。立刻，机场工作人员的脸色和态度大变，热情地与武老攀谈，并极为恭敬地为其办理了登机手续。
智者风范终其一生，武老将弘扬同济文化和传承同济精神视为己任。医学院有许多学生社团，凡邀请武老参加活动，只要时间允许，他都来者不拒。武老的讲座成为广受学生欢迎的耀眼品牌。
本人曾有机会旁听武老的人文讲座。是晚，可容纳人的大教室座无虚席，连走道也站满听众。讲座持续2个小时，武老始终站立在讲台，中间未曾休息，对同济的校史娓娓道来、如数家珍。在场的年轻学子全神贯注、鸦雀无声。精彩之处，课堂内不时爆发热烈的掌声。本人从教多年，可以真切感受到现场讲者和听者产生思想共鸣及心灵交汇时的氛围。武老本人也陶醉其中，这可能是作为一名教师梦寐以求的最高境界。
武老去世后，同济校园学生会随即发出告示，当天取消一切娱乐活动及无关的社团活动，同济学子们还自发举行了各种悼念活动。在校方为武老举行遗体告别仪式的当日，数千学生自发列队参加悼念，校园主干道两旁，到处悬挂和张贴着学生们自制的纸质白花及撰写的挽联、悼词。
武老平时衣着得体，无论在对内或对外的各种场合，均谈吐高雅、举止得当。武老自尊自重，去世前数年，已是年逾八旬的老者，凡赴国内外公干，生活完全自理，连行李箱都坚持由自己提，上下楼梯经常一步跨两个台阶，谢绝旁人搀扶和帮助。即使罹患恶疾后住院治疗，他仍然坚持每天自己梳洗、剃须，在外人面前不失尊严。
（年出访柏林时所摄，是武老第66次、也是最后一次赴德，时年87岁）
随性而为80高龄的武老始终葆有年轻人的心态。他多才多艺，常自得其乐，且时有出人意料的随性之举。
武老待人宽厚，曾自嘲“没大没小、没老没少”。日常交往中，对他人某些似乎有冒犯之意的言辞，也从不计较。笔者应属武老的晚辈（年龄相差23岁），但自80年代初相识始（彼时本人才届不惑之年），武老言必称“老龚”。时隔多年，武老呼我“老龚”时的音容笑貌，犹在眼前。
直至老年，武老不拒烟酒。其夫人杨宜娣教授曾多次拜托外事处的同事，对武老进行“监督”，但收效甚微。武老嗜好冰激凌。年中期，武老随团去德国ESSEN大学公干，在该校进修的同济教师设晚宴招待其一行。餐后，在一众好事者的“怂恿”下，武老“豪情满怀”，创造一次进食1公升冰激凌的历史记录。
武老喜好美食，且食欲始终旺盛。中德医学会创办的“临床肿瘤学杂志”，医院肿瘤科主任于世英教授任常务编委。同济校区附近的华美达饭店底层曾开设一家正宗的法式西餐厅，为感谢老教授们对杂志的支持，每年年末于教授均在该处专门设宴，受邀者为裘、武二老和吴在德校长，笔者也敬陪末座。全套西餐包括前菜、汤、主菜、甜点、咖啡、水果。武老每次均照单全收、彻底“消灭”，且意犹未尽。饱食之后，同座者有时“不怀好意”地提议再加一份冰激凌，往往正中武老下怀。从旁观察，武老进餐完全是一个享受的过程，令人不由感佩老人生命力的旺盛以及对生活的热爱。
裘武之谊提及武老，必然与裘老有联系。二老相识、相交60余年，共同为同济医学院建设、发展而倾注大量心血。许多情况下（如同济医学院、中德医学会、德国医学杂志、学报外文版等），武老均担任裘老的副职，但二者堪称君子之交、珠联璧合，即使工作中难免出现意见分歧和争执，彼此也从无芥蒂。裘老91岁（5年）生日之际，武老赋诗一首祝寿，道尽二老的深厚情谊。
法祖仁兄91华诞
人云七十古来稀，
尔今八十小弟弟；
吾兄九秩又出头，
来日方长建奇迹。
此生有幸结知交，
夫复何求名与利；
承邀贱弟同偕老，
愿与共历风霜雨。
（左图：4年在医学院迎春座谈会上。右图：二老在云南石林论剑比武）
裘武二老均享高寿，对母校的感情至死不渝，为母校的发展奉献终生，可谓鞠躬尽瘁、死而后已。在他们生前，笔者曾当面戏言：“二老患有裘武综合征，临床表现为年届九旬，仍然思维敏捷、精神抖擞、壮心不已。我等晚辈，不敢奢望如此高寿，更勿论身体如此健康、斗志如此昂扬、工作如此玩命。”二老闻之，不以为忤，反而捧腹大笑。
武老晚年听力明显下降，对外界的反应略显迟钝。但是，话题一旦涉及“同济”、“病理”和“德国”，他立即应对如常，尤其对裘老“挑衅”的话语更是反应灵敏。为此，旁人戏称其患“选择性耳聋”。
裘武二老心灵相通，但平素喜“文斗”，往往成为聚会时在座者期盼的“余兴”。针对裘老“取笑”自己耳聋，武老扬言“本人听力不好，但是真货，不像某人自夸眼明，却是赝品（指裘因白内障而植入人工晶体）”。武老常嘲讽“外科医生什么都敢干，什么都不懂”，裘老则反击“病理科医生什么都敢干、什么都懂，可惜太晚了（指病理解剖处理的是死人）”。裘老“贬低”武老一生都给自己“拎包”，武老则笑言：“缺了我这个“跟班”，有的人（指裘）什么事也办不成。”
年初武老罹患癌症，裘老亲自主持会诊，确定治疗方案，术中亲临手术室坐镇，术后不时赴病房探视。当年10月底武老已病重，其意识尚清醒，但自知来日无多，最后告别时二老在病床边相拥而泣，在场者无不动容。
乘鹤西去武老健康状况一直良好，直至八旬高龄，仍头脑清楚、精力充沛、身手矫健。因此，医院求诊或体检。5年前后，武老出现顽固性皮肤瘙痒，经久不愈，但其未以为然。院系领导曾专门为其调整办公室，以避免接触不明的致敏原，未见效。
年春节过后，学院外事处即开始私下张罗，拟邀约几位老同事于3月19日举行宴会，祝贺武老88岁生日（米寿）。没能料到的是，当年3月初武老突发肠梗阻，诊断为结肠癌，并立即手术，医院。武老住院期间，校、院领导十分重视，医院及主管医生竭尽全力救治，无奈现代医学回天乏术。年11月8日，武老永远告别相伴终身的同济校园和热枕挚爱的莘莘学子。
附：改革开放之初的武忠弼教授
（摘录自武老所撰《百年沧桑母校情——亲历同济医学院校史鳞爪》）
前言促使我(武教授本人——摘录者注)撰写此文的缘起有二：一是出于对母校的感情和热爱，感到有义务和责任让后来者真切了解母校的历史沿革，以发扬“同济精神”，共同为母校未来建设和发展而奋斗；二是关心同济的校内外人士一再嘱咐，鼓励我将母校历史沿革记录下来，供领导、校友和同学们参考。由于个人经历和记忆所及有限，相关史实难免有片面甚至错误之处，望予指正。
恢复对德联系
历史上，我校与德国科技界有着传统的合作关系，也是我校特色之一。但自二战结束后，与德国的联系及合作基本断绝。70年代末，邓小平重新主持工作并提出“改革开放”的方针政策，重建对德联系成为当时校领导集体的共识。
年秋，德国斯普林格出版社在武汉医学院举办图书展，时任德国大使馆文化参赞Theodor女士专程来汉出席开幕式。我校组织12位教授与其座谈，且全部说德语，使其大为惊讶。我遂向她解释了母校历史和由沪迁汉的经过。Theodor说自己曾多方寻找同济医学院“下落”，现在却无意中取得联系，她激动地引用一句中文谚语“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”，并表示德国驻华使馆愿协助我校恢复与德国的联系。
我们立即向卫生部汇报此事，并获得支持。鉴于我国当时与东德均属“社会主义阵营”，若使用官方身份可能令东德产生误解和不快，乃决定以卫生部“器官移植考察团”名义出访西德，由裘法祖和武忠弼任正副团长，团员为夏穗生、王巽义和刘恭植。行前向卫生部汇报，时任部领导强调，我们此行的任务仅限于考察器官移植，不得讨论合作问题，不得访问西柏林（属“敏感地区”），更不可签署任何协议。
（自左至右：夏穗生、武忠弼、裘法祖、刘公植、王巽义）
我们一行经巴黎转机去德国。先期到达德国的裘夫人赶赴波恩迎接，但不知我们所乘具体航班，经向我驻德使馆询问，使馆竟不敢相告，也不敢请她进使馆休息，以致裘夫人不得不在使馆附近的马路上等候多时。其后使馆王参赞获知此事，曾专程来旅馆表示歉意。可见，彼时人们的思想远未真正解放。
在德期间，德方负责提供住宿，另每天每人给予80马克零用。为节约外汇，裘夫人自告奋勇到附近餐馆打听价目，最后我们一行6人站在一个小食铺外的街边，吃廉价快餐充饥。（回国后，我们将节余的外币全部上缴卫生部。）
此行我们先后访问波恩、海德堡、汉诺威、美因兹、慕尼黑等地大学。裘教授于-年曾在慕尼黑留学和工作，也是他结识和追求裘夫人的旧地。时任慕尼黑大学医学院院长Spann提及，当年裘教授曾为他做过阑尾切除术。慕尼黑市议会在市政大厅为我们举行欢迎晚宴，议长致词时表示：“裘夫人在中国多年，为中德友谊做了很多工作，为有利于两国今后的交流，慕尼黑市愿意恢复其德国国籍。”裘夫人旋即致答词，表示在中国生活得很好，工作无问题，当面婉绝了议长的建议。
在慕尼黑期间，接我驻德大使电话，称医院获悉我们正在德国考察，特邀请我们去该院访问，并提供机票及一切费用。鉴于离京前卫生部领导已有指示，我们不敢擅自行动。我急中生智，试探大使应如何处理为妥。大使当即回答：华国锋主席此时正应邀访德，你们若拒绝邀请，可能造成不良影响。闻此言令人喜出望外，我随即表态全团愿意应邀去柏林访问。
年10月，我们大胆违背了出国前卫生部的指示，由法兰克福直飞西柏林，受到医院Hierholzer教授热情接待。在出访即将结束的告别宴会上，他拿出一份长达数页的会谈纪要，请我们审阅并签字。这一“突然袭击”令人措手不及。我匆匆阅读后，认为其中内容均对我方有利（如接受我校青年医生去该院进修学习；无偿向我方提供实验室设备等）。随即，裘教授和我以考察团正副团长的名义，斗胆在会谈纪要上签了名。
我们回京后即如实向卫生部汇报，强调该纪要完全对我有利，故未经请示而签了名。当时部领导未予批评，似乎已默认。但过了一段时间，卫生部向全国通报此事，批评我们违背指示，擅自与德方签署协议，应引以为戒。
通过此次访问，为我校与德国的合作奠定了基础。其后，我校于年11月12日与海德堡大学签订了第一个对德合作协议。自此，我校与德国的传统联系得以重启。
创建实验医学研究中心
年初，我校领导班子改组，由张泽生任党委书记，裘法祖任院长，魏西、文历阳和我分任副院长（分工负责教学、科研和外事）。新班子合作愉快，并就大力推进和加强学院建设取得共识，决定筹建实验医学研究中心，供全校开展实验研究之用。
彼时，正值德国科技部部长Hauck应邀访华，其由德国大众汽车公司基金会秘书长Borst陪同，将专访上海同济大学，并赠款万马克支持该校筹建固体物理实验室。获悉此信息，裘教授和我决定力争，也从该基金会获得赞助。但是，湖北省科委认为我校未获德方邀请，且国家科委也并未就此作出安排，故不宜前往。其后经再三申请，科委才同意我们以私人名义约见Hauck部长和Borst秘书长。
我们抵达上海后，获同济大学校长李国豪（裘老赴德留学时的先后同学）热情欢迎，且邀请我们参与接待。在德国驻华大使Wickert夫妇协助下，我们得以会见Hauck部长。同时，Borst秘书长同意接受邀请来我校访问。在赴武汉的飞机上，我提出德方能否也向我校赠款万马克，资助建立实验医学研究中心（对外称为“保尔·艾尔利希研究所”）。他当即表态可考虑赞助80万马克。我引用中国的谚语说“一碗水要端平”，何况我校是同济大学的前身。Borst遂表示愿为此事提供帮助。
Borst回德后不久即来信告知，大众汽车基金会董事会已讨论通过我们的申请，决定向我校赠款万马克，用于资助实验医学研究中心购置仪器设备。其后，Borst博士再次专程来汉，向我校递交了赠款证书。在此背景下，我校向卫生部和省政府申请建楼拨款获准。3年10月，六层楼的大厦及附设的学术报告厅建成，大众汽车基金会项目负责人Pentschuk专程来汉出席揭幕式，并赠送1万马克用于为该中心购置图书。
医院始末——功败垂成
我们这一届医学院领导的“施政方针”之一是，为学校筹建一所医院。德国法兰克福“医院公司”是具有国际声誉的大公司，他们希望在中国这个潜在的大市场占有一席之地。我们与该公司几经磋商和交涉，对方愿以低息贷款方式为我校新建医院。我们将此事视为学校发展的重要机遇，随即开始进行筹备。
张泽生书记、裘教授和我专程拜访了时任武汉市委书记黎智，获其大力支持，同意在汉阳十里铺提供0亩土地，此事也获湖北省政府支持。我校随即按照德方要求，提供了建院所需的大量信息资料。公司随即派遣设计人员专程来汉，对选址的地质和环境进行实地考察，并启动设计工作。
建院相关情况向卫生部汇报后，我于年6月陪同卫生部代表团赴德实地考察。2年10月，裘教授、魏西副院长和我再次出访德国，通过与医院公司会谈，经反复协商，对方将建筑预算（包括设备）由最初的8.3亿马克（约合4亿人民币）降至4亿马克。
我们回国后分别向陈丕显书记和卫生部作了汇报。陈表示省里大力支持，并立即与卫生部领导电话联系，希望由部、省、市医院给予帮助。卫生部二位副部长专门接见我们并听取汇报，允诺将由卫生部和湖北省共同上报中央，争取立项。德国医院公司也在最短时间内完成了设计方案。
根据当时的国务院规定，投资额超过万元的建设项目，均须上报国家计委审批方能立项。时任国家计委主任S认为该项目耗费过大，不同意立项，批示“此事今后不要再议”。我们为此屡次晋京拟拜访S说明情况，但其始终不予接见。我们只得反复与德方协商，并再度赴德，最终使其将投资额降为2亿马克。但S仍坚持己见，毫不松口。
3年4月，卫生部崔月犁部长率团去日内瓦出席第36届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大会，我奉派作为顾问随行。会后，我陪同崔部长访德，并与医院公司再次会谈。联邦卫生部长亲自接待和主持会谈，最后德方又一次同意将投资额降为1亿马克，并提供低息贷款。对方反复强调，一再降价的目的是希望在中国市场占有一席之地，即便赔本也干，并拟联系相关的德国医院设备。
回国后，我们手持崔部长给S的亲笔信，再次拜访国家计委。S仅指派一位司局级干部对我们说：“崔部长把什么事都推给我们，国家已给卫生部拨款，请你们自己解决！”裘教授和我在不得已的情况下，搬动同济老校友、前任卫生部长钱信忠，一起拜访S。后者仍避而不见，仅指派两名司局级干部接待，告知S的意见是：“若对方以无偿方式赠送，我们就可接受。”是日北京下着倾盆大雨，当时的情景和失落的心情我至今未能忘。
至5年，裘教授和我再次专程赴京，承蒙原湖北省委书记、时任党中央书记处书记陈丕显在中南海官邸接见。经他联系，负责外经贸工作的谷牧副总理接见了我们。我们向其扼要汇报来意，说明德方愿以年利率5%的低息贷款资助我们完成此项计划。他允诺，若果真能获得这笔低息贷款，则由他负责与国家计委沟通。我们心里又燃起希望之火。
为此，我们于5年6月又一次赴德，与医院公司举行会谈，要求将贷款利率降至5%以下。对方答应努力争取，但为避免其他第三世界国家起而仿效，拟以免费提供整套设备等方式，使折算后的贷款利率低于5%。我们也完全同意这一做法。
回国后，我们从陈丕显书记处获悉谷副总理在京，但联系后其秘书却告知谷已去外地考察，无法会见。闻此言，我们明白谷副总理必定在S处碰了钉子，故不便接见。回校后，作为最后一搏，裘教授和我以个人名义给谷副总理写信，汇报了与德方商谈的结果，并强调我们已按其指示争取到低息贷款，希望他能继续支持该项目获得批准。两周后，接到谷副总理秘书的电话，告知已将此事通知卫生部和国家经委，让我们直接与这两个部门联系。显而易见，谷牧也未能改变S的决定。
6年，德国医院公司Dargatz经理医院事宜，卫生部通知裘教授和我赴京参与接待。会谈中，德方认为两国部长议定的项目应视为政府间协议，且德方已为此付出大量人力物力，故协议应予落实。卫生部领导则表示目前我国有困难，该项目须待我方经济情况好转后再予落实，并对此表示歉意。事后，Dargatz单独宴请裘教授和我，他说生意不成友谊在，期望今后有机会合作。
我们历经长达六年的千辛万苦，仅凭S一句“此事今后不要再议”的批示，最后功败垂成，令人心酸、悲愤和痛心！难以理解的是，为贯彻中央改革开放的方针,要想为国家做点事，为何如此困难!
后记
笔者从武老所撰《百年沧桑母校情——亲历同济医学院校史鳞爪》（即《自述》）中摘录相关章节（原文篇幅较大，已对文字进行删节），作为“追忆武忠弼教授”一文的补充。
《自述》如实地重现了改革开放之初的一段历史，使我等后来者得以获知，前辈们为学校发展所付出的心血、取得的成就及遭遇的挫折。如今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一些事，前辈们当年须克服难以想象的重重困难，即使遭受怠慢、难堪和非议，甚至承担一定风险，仍然百折不挠、勇往直前。
必须强调的是，武汉医学院(同济医学院)当年的领导集体及其他老教授共同谱写了我院历史上的这一页。武忠弼教授则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之一。
当下，同济医学院的办学条件已远胜当年。不忘前辈们创业的艰辛，传承前辈们严于律己、忠于职守、热爱母校的品德，是对他们最好的纪念。
多余的话
评价生者或逝者均非易事，所谓见仁见智。武老并非完人，其工作中的失误在所难免。尤其是，文革结束之前的近30年间，各项政治运动从未间断，缘起高层领导对“治国方略”的政见分歧及权力之争。但政治运动一旦波及基层，其后果必然是群众斗群众，概莫能免。个人置身其中，在不同时期或场合，或沦为受害者，或有意、无意地伤及他人，由此遗留某些难以化解的恩怨。
笔者并非在同济完成大学学业，无意、更无资格评说同济过往历史事件的是非曲直。我所认识的武老，是痴情同济，为母校发展而呕心沥血、无怨无悔的长者。值此武老逝世10周年祭，特撰文缅怀这位令人敬仰的前辈。
同济医学院免疫学系教师龚非力
.11.0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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