艰辛农活种种
对于农民来说，革命与否并不重要，阶级斗争也于己无关，种好庄稼有饭吃才是头等大事，下地劳动几乎就是他们生存的全部内容和意义所在。
万村原来没有电，（后来买变压器通电用的还是知青的安家费，直到我离开万村，村里也没有给知青盖房子）没有农业机械，畜力又有限，劳动全靠人力。不仅要耕地，而且要爬山，不仅抡锄头，而且要挑担。我在万村经历了六个春秋，差不多干遍了所有的农活。
春耕是最繁忙的季节，要耕地、施肥、播种。耕地分人力、畜力两种。大一点的地块用畜力拉犁，我试过，但扶不好犁，耕出的地垅七扭八歪，深浅不一，牲口却累得不行。扶犁是个把式活儿，队里不会让我们干。小块的地则完全靠人力，几个人一字排开，抡起板锄，一锄一锄地把地翻一遍，十分原始，效率极低。我想，这便是“修地球”的由来吧。年以后，村里开始花钱雇拖拉机耕地，也只是解决大的地块，其余的仍然是靠抡锄头。
说起锄地，春耕不算苦，要命的是秋后深翻土地。某年，不知是从哪儿传来的“先进经验”，说深翻有益。深要深到一尺以下，队长拿根小棍跟在后面量深度，插不下去就要返工，干几天下来，真把人累死。其实，深翻土地也要因地制宜。许多地方一尺以下都是生土，翻上来怎么种庄稼?干了一年，后来这“经验”被废止了。
施肥都是农家肥，一种是牲口粪，一种是人粪。
堆牲口粪叫做“起圈”，就是把马、驴、骡、猪赶出圈，把它们日积月累、掺杂了泥土的粪便撬起，掘出，一担担挑到村口堆起来备用。牲口棚里的味道很冲，干一会儿就要出来透透气，不然真要窒息。猪圈是露天的，但圈里常常是稀稠的粪便，不似牲口棚里的干燥，踩下去很滑，若滑倒就麻烦了。而且，久积的粪便经过翻倒，气味十分难闻。万村没有养羊，但会请路过的外村羊群在自己的地里（一般多在山上）过夜，以留下羊粪肥沃土地，称之为“卧羊”。我曾到山上去给羊倌送饭。一副担子，挑着小米稠饭外加清炒北瓜，一路上很难保温。到得山上，一阵风刮来，稠饭就蒙上一层灰，我们撅下干树枝，撕去树皮，就做了筷子，吃得很香。毕竟，那稠饭是难得的“好饭”了。其实，羊倌是个苦差事，带着羊群，一卷铺盖一把伞，风餐露宿几个月不得回家。如果不是太贫苦，一般人家都不愿让孩子做羊倌。
使用人粪叫做“挑茅”，即把各家茅间的屎尿用一个特制的长杆小翻斗捞上来，装入桶里挑走。粪坑里上面的稀，下面的稠，而且味道也越来越浓。因为从各家挑茅是按桶记帐，要算工分的，所以各家常常会在挑茅前灌水，套用今天的话，这叫“注水粪”。一般情况下，不会把茅坑挑干，因此也不必下茅坑。若是遇上“起茅”，工程量就大了。要先淘干上面的稀稠部分，再把茅间的条石挪开，人下到茅坑里去起底。那都至少是几年的积淀了，已经变成了黑泥，并伴有浓烈的氯气，不晾一晾，通通风，人都不敢下去。在茅坑里挑粪、装桶，上面的人拉上去，一不小心就会淋你一身，满头满脸。人粪挑出来要与泥土混合搅拌，放置几天，否则太过浓烈，会烧死庄稼。
挑牲口粪比较干躁，用簸篮即可，一挑四五十斤。挑人粪要用木桶，咣咣当当，一担要七八十斤。我们每天挑十几趟是很平常的事。有一次，老乡之间打赌，一个后生一次挑了六桶大粪，足有二百多斤，而且要一口气挑到山上。他赢的赌注，不过是一盒一角三分钱的烟卷。
无论起圈、挑茅或担粪，都是和屎尿打交道。起初我们还小心翼翼，生怕溅到身上，其实根本不可能避免，结果总是浑身恶臭。每次收工，我们就把衣服脱在院里光身进屋，出工时再穿。挑粪的活干完了，一身衣服也沤烂了，索性扔掉。
播种就显得轻松多了。种谷子、小麦用牲口拉摇篓，没有牲口就用人拉，一陇陇播过去。种玉米、高梁则靠人工，前面一个人在耕松的土地上刨坑，一锄一个交错前行，深浅、间距很有讲究，算技术活儿，都要老农把式。中间一个施肥，提着粪桶，用类似钢盔但有把手的陶制器皿舀了稀粪，一个坑一个坑地浇过去。后面一人撒籽，每个坑里丢下三五粒，然后用脚掩埋。这样三人一组，依次排开，十分有序。一般情况下，知青只管挑粪到地头，那施肥、撒籽都是女人、孩子干的活儿，知青女生中有体弱的，也加入他们的行列。
播种之后是间苗。几场春雨过后，地里一片葱绿，小苗长势很旺。撒下的种子长出来都是一丛丛的，需要锄掉弱的，保留壮的，并形成一定的间距。玉米、高梁间苗用勾锄，看准了，一锄下去解决问题。我们初学，常常一锄毫发无损，再锄却又“全歼”，弄得老乡哭笑不得。间谷苗就要用手了，蹲在地上，一棵棵去挑选，缓缓移动，干一天下来，真的腰酸背痛。插队第一年，我就是因此一度患了双脚神经麻痹，走路都不稳，差点瘫痪。
玉米长到一人高以后“挂二锄”，即松土、保墒，这是农活中最难受的。时令已是入夏，庄稼长势正旺，超过人头，地里密不透风，人钻进去立时一身汗水。光着膀子会被叶片刮得伤痕累累，汗水一浸尤其痛苦。若穿衣服，则大汗淋漓，时间长了，若不出来透透气，非中暑不可。“挂二锄”是我最怵头的农活之一。
夏收割麦子，出工收工两头不见太阳，中间晒死人，吃饭都在地头，真是“龙口夺食”，凡干过的没一个不叫苦。我本就体力弱，又是左撇子，用左手镰割得更慢，总是落在后面，不仅自己难堪，而且影响进度，后来队里索性不让我割麦了，派到麦场去帮忙。扬场讲究风向、力度，更是把式活儿，我只能做赶驴压碌碡、扫麦秸的辅助小工。过去，我们不懂为什么要“抢收”，干了几年农活，特别是在夏天大雨中抢麦子、苫麦垛，才知道，麦子遇雨会倒伏，麦垛会发芽，倒伏和长芽的麦子就毁了。我们插队的第一年，万村麦子亩产才96斤，到我离开时，也不过斤。夺下的这点食，真是可怜。秋收就好多了。男人们把高梁、玉米割倒，女人、孩子掰（割）下果实，再一车车、一担担运回村。收获总是喜悦的，苦点累点大家也认了。
在农村，挑担子几乎是每天必不可少的劳动。生活中挑水就不说了，劳动中挑土、挑粪、挑粮食、挑各种散碎东西都离不开担子，而且要爬坡、涉水，还要学会换肩。最初参加劳动，正赶上春耕末尾，我们每天要挑粪到地头，开始还用垫肩，但几天下来，不仅腰酸背痛，而且肩膀红肿，甚至破皮。到我离开万村时，挑担子已是稀松平常事儿，如果不是很重，简直可以说优哉游哉了，光着膀子也照样辗转腾挪。多年以后，工作中参加义务劳动，我挑担子的功夫，还常常令同事赞叹。某年，在海南莺歌海盐场采访，为了体验挑盐女工的辛苦，我们几个记者轮番上阵。一担盐百十斤，多数人挑不动甚至根本挑不起来，我却应对自如。
万村有林业、果木业，我干过种植苗圃、给果树喷农药、嫁接、修剪树苗等活儿，比庄稼地里轻松许多。
万村的果树以桃、梨、苹果为主，但品种很差，且逐年退化，产量不高，除了自己吃，似乎没听说卖过什么钱。即使卖，每斤也不过一两角钱。我在林业队劳动，近水楼台，从春天的杏、李、桃，到秋天的苹果、梨，吃了不少。虽然品种差些，也算弥补了缺乏青菜和维生素的不足。不过，敢偷果子吃的也就是知青，老乡若偷，是要罚工分的。至此，当初向我们宣传的“农村美景”顺口溜的最后两句“走路不小心，苹果碰了头”，也被证明是假的。
村里的副业有油坊、粉坊和砖窑。榨油、磨粉都是技术活儿，知青干不了。我只会推石头碾子，给自己加工一点粮食。其实，一边推碾子一边翻扫粮食，也需要“技术”，知青做，常常要请村里的大娘、大婶帮忙。砖窑上最苦最累的活儿是和泥、脱坯，其次是背坯、装窑，前者需要耐力，后者要下死力，干一天回来，人累得如同散了架，连饭都不想吃。相对而言，烧窑后担水窨窑、灭火晾窑就轻松多了。但出窑则不光要卖力气，还要注意安全。那时，窑里还是热的，即使只穿一条短裤也恨不得快点出来，取砖不免就近，有一次我就因为图快，抽松了砖垛，结果塌下一片，埋住半身，险些把我砸死。
此外，用我们的建房款通电之后，村里在最大的那块四十亩修了一条渠，准备把河水抽上来浇地。为了修渠，我们没少挖土方，修成之后却没怎么用，后来竟荒芜成了一条土埂。我们做了无用之功。
工分里的“政治”
参加劳动就可以记工分，工分就意味着收入，但计算起来，却不是个简单的经济问题，而且比较复杂。
我们每天的劳动时间分三段：天蒙蒙亮就下地，太阳出来了收工，回来吃早饭。饭后再下地，干到中午。午饭后可以休息，下午两点左右再出工，直到天黑。一年中，除去冬闲，这规律几乎不变，即使下小雨也照样出工。雨下大了再回来。
上工靠敲钟，收工听吆喝。早晨、上午、下午三段，只要全勤，就会分别记上两晌、四晌、四晌。“晌”是劳动时间的计量单位，但不等于工分，更不代表分值。工分是要评的，办法是“自报公议”，要开社员大会。评工分的办法来自当时的农业红旗——大寨。评工分并不以劳动时间、数量和质量为全部依据，还要评思想、评劳动态度。按照正常情况，一个男劳力一天干10晌应该是10分，（极个别的可达12分）女劳力或半劳力(孩子、老人)在6分到8分。就是说，即使全勤，也只相当于男劳力工分的60-80%。我们下乡之初，往往因为“劳动态度差”，或者“思想有问题”（譬如不听队干部的话，或关系不好）而被降低等次，本应评为10分的，成了9分、8分。插队后期，才基本正常了。
有了工分仍不能换算成货币，要等全年收成最后算下账来才能确定分值（压低某些人的工分，也是为了减少工分总数，尽可能提高本来就很微薄的分值）。例如，以某年全村总收入若干做分母，以全部劳力的工分总数做分子，平均下来，如果折合每个工分5分钱，就是说，一个男劳力干一天，以10分计，可以挣5角钱。假如全年出工天，且全部为10分，则合元，一家人扣除了口粮款、公积金以及日常分些油、肉、菜之类，也就所剩无几了。辛辛苦苦干一年，反而倒欠村里的事所在多有，譬如知青。假如我一年出工天(这在知青中算是多的)，每天工分8分，每分5分钱，一天就是4角钱，全年折合80元钱，而一年的口粮款至少需要50元，再扣除其他，还能剩余多少?以年为例，万村全体知青19人（原来20人中有1人转走了）就有14人欠账，占全村欠账总额的15%；我个人欠账27元。年春节，大队给在天津的我们寄来这份结算表，声明：不交欠款不给粮食。同学们说，这不仅是要账，而且是威胁。因此，有的同学只能自己掏钱买口粮。还曾听到一个笑话：某社员干了一年，年终算账，分红拿到2分钱，气得他拿了这枚硬币就扔到茅坑里去了，结果连个响儿都没听见。
劳动不以质量计算，工分的“政治化”，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。“上工如拉纤，收工如射箭”，就是劳动“大锅饭”后果的形象比喻，也反映了人们对劳动报酬不合理的消极对抗。如此，还谈什么劳动效益？
年，为了提高粮食产量，上级号召大量种植高粱。那种高粱是矮杆型，产量确实高于其他品种，但壳子也很硬，很难脱下来，当地称为“戴帽茭子”。这种东西不能交公粮，只能喂牲口，但可以算产量。村里分给我们的口粮里就有这种高粱。因为脱不净壳，大家就凑合吃，结果连解大便都困难。恰好县里派知青慰问团来了解情况，我们就告了状。没想到，村干部挨了批评，回来就报复，每个知青的工分都被降了等次。
并不是所有的工分都需要付出体力劳动，譬如为集体提供农家肥，就可以记工分。此外，开会、出差也可以记工分，当然，那是村干部们的“专利”。他们还有其他补助工分。
我在村里五年半，除去“修地球”，还有两个途径可以挣到工分。
一是写黑板报、刷标语，算是宣传工作，脑体结合。写一天可以挣8分，毕竟比到田里干活轻松。只是村里的黑板报其实没几个人看，完全是政治需要，装装门面。这样的活儿也有限，一年写不了几次，也占不了多少便宜。奇怪的是，离开20多年以后，我几次回村时都发现，我用过的黑板、刷过的标语，居然还有残存的痕迹。都说世事沧桑，万村怎么就不变呢？
二是看青、护秋，即保护从灌浆后到收割前的粮食不被人偷。在庄稼地里转一天（包括夜间），可以记10分。村里如此安排，自有一番“道理”：知青偷粮食，不过是充饥、解馋，一人吃饱而已；农民偷粮食却是实打实过日子，防不胜防。再者，知青在村里无亲无故，捉人可以不讲情面，严格“执法”。因此，从年起，我连续三年都肩负如此“重任”。当然，也因为“铁面无私”没少与老乡吵架，甚至动手，但也挣下一些工分。
我插队近六年，除了领齐口粮，分些副食外，一分钱现金都没有挣到过，临走还欠大队20多元。即使干得最多、工分最高的年份，也只落得不欠钱而已。而大多数同学甚至不如我。当然，这里面不排除知青劳动时间短、工分少的因素。但分值太低是决定性的——我在万村期间，没有一年结算的分值超过7分钱，即每个全劳力每天最多挣不到七角，即使一个当地壮劳力的农民，一年苦挣苦熬，也只能落得养家糊口，很难挣下富裕钱。
“科学实验”与菜园
年，不知是哪一级下达了任务，要求各村搞育种科学实验，代号“五四0六”（我始终没有弄清楚那是什么意思），据说有助于优化种苗质量，提高粮食产量。这任务就交给了知青。我们一天化学课也没学过，根本不懂那些分子式和专业术语，那几个同学每天关在粉坊里，照着书本培养菌种。搞来搞去，没有任何成果，只好收摊。
山西的野生酸枣树很多，万村北山上到处都是。那年，又推广了不知是哪里的经验，搞“酸枣接大枣”试验。据说，搞好了就可以把满山遍野的野生酸枣树都嫁接成人工培育的大枣树。我参加了这个试验，整天跟着老农满山去搞嫁接。方法就是在酸枣树枝上割一个“T”形的口子，把从大枣树上切下来的嫩芽塞进去，捆扎好，隔几天去看看，长在一起了，就算嫁接成活。据我所知，成活的不少，但却并不见酸枣变大枣，这项“科学试验”又失败了。
说到科学，顺带说说当年万村的医疗卫生条件。医院，公社有卫生所，村里却只有一位人畜兼治的“赤脚医生”。老乡们有个头疼脑热，大多靠土法子自己诊治。如果是受了风寒，就用纳鞋底的大针，在额头上扎几下，挤出黑紫色的血来；如果觉得是“上火”了，就端一碗凉水，取一块烧红的煤炭放进去，“呲啦”一声之后，趁热把那还漂浮着煤渣的水喝下去。我至今不明白那其中有什么道理，但老乡们用这些办法确实治好了病。也有类似游方郎中的医生来村里巡诊，但治不了大病。如果有了急症，则大多要看个人造化了。我的房东老鲍，在地里干活时突发肠梗阻，如果不是附近驻军的医生赶来，在地头为他手术，他就没命了。另一位王老汉夜间发病，找不到医生，他老伴来找知青，问我们有没有办法。有位同学自告奋勇，说会做心脏按摩，去了以后，骑在老汉身上就按，劲头倒是不小，但毫无效果，天未亮老汉就一命呜呼了。后来说起此事，我们都说，没准儿就是那几下“按摩”要了老汉的命。（说来也怪，那位“按摩”的同学，后来竟也因心肌梗死英年早逝了）不过，即使是送到最近的公社卫生所，恐怕也无济于事。医院，20里的山路就是一大障碍，况且，县医院的条件也很差。我为了治病曾多次去过，那里的诊室、病房又脏又乱，比起大车店也好不到哪里去。依我看，住在那里，没病的也得有病，有病的会更严重。
年，为了解决老百姓的吃菜问题，村里终于决定在村边开出一块地种菜了。我因为身患肝炎的缘故，被“照顾”到菜园干活。
那菜园大约有三、四分地，种了卷心菜、小葱、菠菜、大白菜之类，我还曾引进过西红柿、西瓜试种。菜园由两位老农负责，一个叫王群则，一个叫张妈孩。群则是抗战时期的老党员，牺盟会敢死队员，按说也是“老革命”了。不过，后来部队南下，他因为恋家开了小差，半路跑回了村里，从此就成了地道的农民。妈孩一辈子务农，没听说干过别的。两个人都五、六十岁了，我算壮劳力，于是，挑粪、浇水是我的活儿，他们只管伺弄蔬菜。
挑粪的活儿我已习惯。进村时发给我们的扁担，已经成了我不离身的工具，而且磨得油光水滑。浇水却是新的苦活儿累活儿。种菜需要大量的水，每天都要浇灌。菜园旁边有一口井，深约十几米，井台下挖了一条露天的土水沟，通向菜园，菜园里的菜畦以沟相连，我的任务是从井里打上水来，倒进沟里流向菜园。群则、妈孩负责一畦畦放水、堵口。那水要用一个柳条编的大斗，靠辘轱摇上来，一斗至少五六十斤重，不停地放下去、舀满水、摇上来、倒掉、再放下去……周而复始，不仅机械、单调，而且非常吃力。每天开始浇灌时，最初的水总要先把土沟浸透才能流淌，待流进菜园，没有几斗水是浸不透的。就这样不停地打水、倒掉，再打水，再倒掉，中间不敢停，一停水流就断，群则就会喊叫起来。如此一天下来，腰酸背痛。我曾要求队里派头驴来拉水车，省去人工。但畜力有限，驴不常来而我常在，我只好代替驴来干。后来，队里看我一个人实在无法满足不间断地供水，就又派了一位男生来，柳斗也改成了水桶，份量轻了，再加上两人轮替，好了许多。
菜园的两个老农虽然朴实，却也挺“狡猾”，知道我们年轻，干活不惜力，又不大在意工分，因此总是把脏活、累活分配给我们，他俩只管在园子里转，干些轻活。看着他们悠闲地坐在田埂上抽烟、聊天，我们很生气，就想方设法以偷懒对付。
办法之一，就是故意把水桶扔到井里，然后喊群则他们来捞桶或者自己干。在十几米深的井里捞桶很麻烦，要用绳子拴一个铁锚放下去，在水里慢慢地盲目寻找，感觉铁锚碰到水底的桶了，轻轻侧拉，锚钩才能把桶挂上，再慢慢提出水面。若挂得不牢靠，常常半途而废，一切重来。捞一次桶，怎么也要个把小时，我们乐得趁机休息。
偷懒的另一个办法是谎报时间。我有手表，看看时间差不多了，提前就喊：“王大爷，到点了，该收工了。”群则他俩疑惑地看看太阳，宣布收工，我们便一溜烟地跑了。几次下来，王老汉发觉不对，说我的表不准，根据是——“我回家半天了，喇叭都没响!”原来，村里有有线广播，给许多人家装了一个小喇叭匣子，公社广播站定点开播，成了时间的参照。我辩解说，怎么会是我的表不准?肯定是公社的广播员忘了时间。群则将信将疑，后来还是决定以看太阳为准，不信我的表了。那水桶也被拴死在绳子上，再也掉不到井里了。我们偷懒的招数均告失效。
那年，菜园里小葱种多了，村里吃不了，队里派我出去卖掉，换点收入，并且说价格可以由我做主。我挑了一担小葱到周围几个村子去叫卖。其实，不用吆喝，凭我的“大学生”身份，把担子一摆，问一声周围的人要不要，老乡们就像看稀有动物一样围了过来，妇女、孩子的指指点点和悄声议论，还让我挺不好意思。有老乡说，没有钱，用鸡蛋换行不行?我想，鸡蛋可以自己吃，我把钱交给队里也一样。于是同意换。半天下来，一担葱居然卖光了。
回村的路上，我坐下来数了数给自己换的鸡蛋，正算着应该交给队里多少钱，远远地有一群人说说笑笑走了过来。定睛一看，竟是东峪村的知青，彼此都熟悉，让他们看到我这幅模样，怎么好意思？我赶紧拉下草帽挡脸。那边却已经有人在叫我的名字：“张刃，干嘛呢?”我无奈地站起来：“这不卖菜呢嘛。”“你行啊，会做生意啦。“呦，还会换鸡蛋呐。”男生女生嘻嘻哈哈拿我打趣。我故作潇洒地说：“咱这也是锻炼，还落得清闲。”他们去赶集，一个个穿着光鲜，我却破衣烂衫，头戴草帽，挑副担子，显得越发寒酸。望着他们的背影，我心里挺不是滋味。回村后，我把钱如数交给了队里。
为了调剂蔬菜品种，我让家里寄来了西红柿和西瓜种籽，还有相关的书籍，照猫画虎，试种了一季。不知是什么原因，长势不好。西瓜只结了两个，还没有菜瓜大，被我们几个人囫囵吃了。西红柿倒是结了果，稍微红一点的都被我们悄悄地吃了。群则、妈孩天天守着，就是不见成熟的果实，起初纳闷，后来明白了，也不再管。第二年，说什么也不种了。
生活改变了轨迹
年底，全县知青大规模招工，万村知青走了三分之二。分配了工作的同学去报到了，没有分配的回了天津，村子里只剩下我一个知青。我变得心浮气躁，生活也完全改变了正常轨迹，并且第一次动手打了村里的老乡。
那天，我被队里派到山上去砍圪针(酸枣刺)，运回来扎篱笆用。那活儿很不好干，要时时提防被扎破手，可又必须用手去抓。砍了一上午，收获不大，我把砍下的圪针聚拢成两捆，用尖担挑下山来。
尖担是一种特殊的扁担，两头包了铁尖，专门用于挑麦捆之类。谷子、麦子、青饲料扎成捆，先用尖担的一头插牢，挑起，再去插第二捆，然后挑起担走。这中间的那一步最难，等于扛着第一捆去挑第二捆，搞不好就会失去平衡。挑圪针是同样的程序，虽然重量较轻，但很容易被扎破什么地方。那天，我的手破了，衣服也被刮了口子。
我挑着圪针进村，碰上二队会计黑孩，他说：“张刃不简单啊，一上午就砍了这么一几几，（长子话“很少”“很小”的意思）够烧一锅水了。”分明是在挖苦我不能干活儿。周围的老乡跟着起哄，我恼羞成怒地摔下担子就冲了过去，问他什么意思？他说：“你干这点活儿就想混工分，不能记。”我说我不稀罕那几个工分。他说：“你们这杆人，就是能吃不能干。”接下来就是恶语相向，对骂起来。长子人对骂都是恶狠狠的，但极少动手。而我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对方污辱自己的人格。我见他越骂越难听，而且骂起了所有的知青，一时火起，突然出拳直捣他的脸面。只一拳，他的眼睛就肿起来了。老乡们决没有想到我会动手，一时间竟楞住了，紧接着就吵闹起来，说，这还得了，敢打咱万村人!他们极力怂恿黑孩还手，自己却袖手旁观。
这是我到万村后第一次动手打人。当时真的不顾一切了，顺手抄起了尖担端在手里，大声喊：“有胆儿大的就上，看我敢不敢捅死你!”事情闹大了，村干部和同学们都跑来劝架，总算没有发生更大的冲突。只是黑孩的眼睛过了好几天才消肿。事后想想，真不该动手打人，是我因为选调不顺利，心浮气躁，犯浑了。（44年后的年春天，我又一次回万村，在村口，就遇到了黑孩，他已经年过古稀，说起当年打架的事儿，彼此哈哈一笑，俨然多年老友）
年以后，万村只剩下七个在册的知青了，而且大多常住天津。多数日子，村里只有三两个同学，甚至只我一人。村干部知道我们迟早要走，既不要求我们参加劳动，更不管我们做什么。我虽然属于在村里的坚守者，但坦率地说，参加劳动很随意，谈不上吃苦受累了。不过，从年起，我在村里连续三年担负起护秋的任务，这个活儿每年要连续干三个多月，连带秋收，也能挣点工分，而且我自认为是认真的，但不敢说负责——因为我们也“偷”。
护秋的活儿，是村干部主动提出让我和另一个同学小璐干的。他们觉得，反正我们迟早要走，不会踏实劳动了，而且免不了“偷”些吃食，莫如让我们干点村里人干不了也干不好的事。护秋需要铁面无私，不怕得罪人，让知青干最合适。
其实，护秋的工作很简单，就是每天不定时间、地点地到那几百亩庄稼地里去转悠，发现偷粮食的要制止，必要时可以扭送大队处理，更多的时候，是起一种“震慑”作用。因此，护秋成为我在村里干过的最“风光”的活儿——不用下地卖死力气，提一根枣木短棍，配一支手电筒，加上自制防身用的匕首，整天昼伏夜出，神出鬼没，俨然“管人”模样。
配备那些家什是必要的。短棍可以防身，手电筒用来照明，匕首则因为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遭遇。
一天夜里，我独自在玉茭地里巡视，忽然听到有“悉悉索索”的响动，远远看去，像是我们喂养的那条小狗。我没有在意，继续前行。但它并没有像往常那样很快来到我的身边，似乎总与我保持着某种距离。我有些警惕了，怕在庄稼地里吃亏，便迅速回到了小路上。它出现了。借着月光，我才发现它比我们的狗大了许多，特别是那尾巴，直直地竖立着。是狼！我不禁毛骨悚然，做好了搏斗的准备。也许那狼觉得势单力薄，不能放倒我；也许是我的手电筒发挥了作用，它停在了距离我几米远处。我们对峙着，几分钟的时间，我却感觉过了许久。那狼终于没有扑咬上来，而是转身迅速地消失在夜幕里了。从那以后，我每次出去都带上了匕首。
我怕狼，但不怕人。无论白天黑夜，发现有人在地里偷偷摸摸，都会毫不犹豫地跟上去。说来也怪，老乡还真怕我们。某夜，我和小璐抓到了一个偷玉茭的邻村人，在带回村里的路上，双方发生冲突，动了手，那人被我们打得够呛，看热闹的万村老乡也见识了厉害，村干部还表扬了我们，从此“声威大振”，连周围几个村都知道了万村有知青护秋，来偷粮食的果然少了。
那年月，老百姓小偷小摸弄点粮食，不过是为了补贴生活，真让他大偷大盗，一般人没那个胆量。所以，我们护秋，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一般情况下，很少与老乡较真儿。
也有不买账的。一天下午，我在玉茭地里发现同村的秋来老汉带着孙子在偷豆角，就劝他们赶快离开。老汉不理，反而嘟嘟囔囔骂我，而且很难听。我好心未得好报，不免起火，开始口头警告，没想到他骂得更凶，我一气之下动手了，只一掌就把老汉打蒙了，坐在地上起不来。我忽然意识到，打老头儿，惹祸了！于是撒腿就跑。转了半天才回村，没想到那老汉竟堵在村口，要找我拼命。我只好躲避到村外去了，天黑才回来。后来听说他去找支书“评理”，金玉领教过我的拳脚，反说老汉：“你偷豆角撞在他手里，还骂他，他打了你，我没法管。”结果不了了之。只是秋来老婆追着我骂了好几天，我自知理亏，只好忍气吞声。
其实，我们护秋也“偷”，但不过是弄点吃的果腹或尝鲜。村干部心知肚明，甚至暗示：你们要吃甚，只管吃，但别糟害太多。最好是去邻村地里。某夜，我们去山上刨红薯，挖得狠了点，怕不好交代，就有意从邻村方向绕了一圈才回村。第二天，支书金玉认真查看了脚印，果然认定被邻村人偷了，让我们多加注意。我们却暗自好笑。
既负责“保护集体财产”，又私下“监守自盗”，这便是我们的护秋生涯。说到底，这一切都与肚皮相关。
插队初期，大多数知青还是守本分的，也很诚实。半公开地“偷”些吃食，是下乡两年以后的事，开始也只是为了填饱肚子，增加营养。插队后期，吃饱已经不是问题。一则干活少了，也没那么累了，二则住村时间少了，政策规定的粮食定量反而有了富裕，有的知青还会倒卖“高价粮”以换取一些零花钱。（当时的玉米价格，国家收购每斤九分四厘，而黑市可以卖到四角五分，豆子更达到六七角）特别是随着陆续选调，村里剩下的几个知青与老乡们已经混得很熟，而且有了关系不错的朋友，别人也不大敢欺负我们，更知道我们迟早要走，吃点什么没啥大不了的。所以大多不再计较。队里也懒得管。
没有了果腹之忧，才有了为宣泄的恶作剧，荒唐事。以下所述各节，属于自爆丑恶，谨为忠实记录。
夏日庄稼正旺，与玉米间种的豆角也熟了，我们常去摘来做菜吃。这事做得半明半暗，队里也是睁眼闭眼。一般情况下，我们摘了豆角就塞进背心里，若有外套则略作遮掩；如果没有，鼓鼓囊囊的挺明显，也敢大摇大摆地进村。有时掰几个嫩玉米回来煮了吃，办法是把玉米一穗一穗插在皮带上，插一个松一下扣眼，转圈插满，活像子弹袋。外面罩上制服，一般也看不出来。一次，我和一男生腰间插满了玉米进村，远远地看到大队办公室门口围了一群人，走近一看，电线杆挂着两穗玉米，贴着一张纸条，上写“XXX偷的玉米”，显然是为了羞辱其人，杀鸡给猴看。我们腰揣“赃物”，还煞有介事地问村干部：这是咋回事？
年秋，有四个男生半夜跑到五里外的义合村去偷苹果，一下子竟搞了上百斤。结果地里留下了大量的胶鞋印和狗爪痕，义合老乡据此判断，是万村知青所为，天一亮就追进了村，人脏俱获。30年后我回长子，偶遇一位义合的中年人，居然还记得此事。我笑称，当年“案犯”下落我都清楚，可以一一指认。那人也笑说：“告诉他们，现在苹果有的是，尽管来吃，不必偷了。”我们大笑不止。
插队几年，我们吃的水果无数，虽然品质较差，但按照今天的标准，绝对属于“绿色食品”——因为万村根本买不起化肥。就品种说，吃的最多的是苹果。插队后期，我们偷吃苹果已经不再避讳老乡，宿舍里浓郁的果香也根本无法遮掩了。但老乡能够从品种判断出是否万村的果子，并且常常一起分享。
偷粮、偷菜、偷水果，无非为了填饱肚子，补充营养。但知青中有些人做的有些事，已经与吃无关，纯属荒唐。有的是恶作剧，有的纯属祸害人。
秋天，红薯将收未收时，我们半夜去挖，为的是尝鲜。红薯长在土里，有大有小，黑夜里很难判断，又不能明目张胆地干，只能挖一兜摸摸看，大的留下，小的丢弃。结果把一片地挖得乱七八糟，糟蹋了不少粮食。现在想想，真是造孽。
最无厘头的是，某次，我们在偏远的庄稼地里发现一个陈年墓葬，坟茔已经塌陷，露出了棺材。小璐那时正对做木匠活感兴趣，竟忽发奇想，说那棺材板是好木料，要“拿”回去。本以为他说说而已。不料，他半夜果然行动了，还叫我为他望风。我说，你可要弄清楚，那木头是浸渗过死尸血水的。他说，只要棺材盖，没问题。近百斤的长木板子啊，他一个人居然背回了村里他那间小屋！
（没完，待续）
本文作者张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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